山西焦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组办公室到五寨县兴县调研

总而言之，若要解决目前的土地财政和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，需要切实落实个人权利本位原则，政府权力的授予原则，政府事权的辅助性原则，民主财政原则。

也有学者追问: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发行新货币或举债建设高铁,中国有相应的融资能力吗？仅靠目前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方式,是否可以持续？对于即将到来的还本付息高峰和巨额债务,上述研究人员提出三项举措,一是中央、地方财政对铁路建设给予更多支持;二是放松运价管制,给予各运输企业一定调价空间;三是受益较多的省市对铁路运营给予一定补贴。由于工作缘故,他经常接触自广州、湖南乘坐高速铁路到武汉的游客,听过不少类似的抱怨。

建设成本高、运营后的净亏损促使高铁必须维系高票价,而高票价在民航竞争机票打折的压力下又难以维持,很容易流失客流量。高铁拉近了三个省份间的时空距离,武广高铁开通后,武汉到广州从过去10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。而在未来一年里,美国的高铁投资仅为80亿美元。铁路系统人士则认为,目前社会上对一条铁路线路财务状况进行短期评估的做法并不恰当,高铁作为基础设施收益回报至少需要十年。建设之初资金需求量巨大,而建成以后,则面临资金回收周期长的难题。

在建的京沪高铁以2209亿元的投资,一举赶超投资2039亿元人民币的三峡大坝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工程。此外,为确保重点线路高铁运行而调整或停运部分普通列车,给沿线乘运带来不便。这就带来一个历史经验里遭遇过的问题：究竟选哪些商品和市场来开放，才能兼顾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，收到治理通胀的较好效果呢？不知道读者会怎样选。

骤眼看去，那是一个与流行之见完全相反的论点。春节前本专栏援引伊拉克蜜枣的故事，说明为有效应对通胀，政府不但不能实施全面的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，而且要主动网开一面，选出几个商品和市场，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。重要的是，放开价格的伊拉克蜜枣、高级糖果这些商品，并不是每个居民家庭非消费不可的必需品。不是说提高居民收入吗？让居民买得境外物美价廉之物，那名义薪资就是不涨，人们的实际收入也会增加。

可惜那历史比较久远，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。以今天国民经济的规模看，60亿人民币的事情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

读者之中，对那个伊拉克蜜枣不甚了了的怕有不少，让我再说几句吧。至于天价购物是不是动用了公币，大款的收入是不是合法，所购之物是不是用来行贿，需要管也应该管，但要管在相应的发生环节才比较对头。不知道当年的伊拉克蜜枣之价，是不是计入CPI？不过，那并不重要。当年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教训，是贪腐来的钱一个子都不敢花，两口子关起门点钞票过瘾——那对纪律检查部门查案办案，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

说劫富济贫可能过了，但让高收入家庭对回收货币作出更大的贡献，却是真的。归根到底，通货膨胀还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，短期应对之道，惟有把过量的票子收回来，才能做到真正的物价稳定。春节期间，韦森兄发来电邮，对年前本专栏的 大文写下一句感慨：在目前天量M2的情况下，别说进口伊拉克蜜枣了，就是把南非的钻石全买来，也难收回这流动性呀。首先是市场规模、货币规模以及流通中超量货币的规模，绝非50年前的中国可以想象。

这个关键点，春节有几封读者来信谈及，但英雄所见不同，我们下周继续讨论吧。惟一要动心思之处，是怎样把高价成交的货币有效收回到笼子里来。

当商人们发现，一件又一件境外的商品之价明显便宜过国内的时候，他们往国内市场倒这些商品的宏观合理性，就变得不容置疑。原则是政府实在要管价限量，最好是划下一个真正涉及民生必需品的范围。

讲过的，阿里巴巴的网商们把境外代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启发了本文作者看到消费品进口对抑制国内通胀的实际意义（见本专栏26、27）。不妨做个游戏：你给市场投货币，我给商品加价——你乱投多少我就胡加多少，那应该不需要南非钻石也可以做到供求平衡的吧？问题在于，经济逻辑在政治上不容易被接受。在通胀当头、民怨四起的情况下，价格全放开就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。回头理解，还是市场中人对国内外商品的比价变动更为敏感。通胀当头，政府不严管价格和市场，怎么向老百姓交代？所以我用了经验来说话。但是当年全部流通中的货币也不过130亿，陈云用伊拉克蜜枣、糖果点心（还有海产特产）等高价食品，一下子回收了年度货币流通量的一小半，魄力很不算小就是了。

个人之见，也不需对奢侈品特别以礼相待。陈云网开一面放出高价食品回收货币，谁多买，谁就多交了通胀税。

这些蜜枣和糖果点心的后面，有一个大背景。举一个例子，放手洋奶粉进口，那些疑似三聚氰胺的产品，不要政府发文也会从商场里下架的。

要日后再做功课，查阅文献和向有识之士请教，才有一点理解的心得。是的，当下扩大进口消费，利国利民。

退而求其次，政府只干预部分商品和市场的价格和交易，而对其他商品和市场交易，则取开放的态度。类似的还有20元钱一斤的奶糖，以及似乎更贵的精美点心。我这个年龄算是亲身经历过的，但当时不过刚上初中，对经济现象记忆很深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我自己的首选，还是进口消费品。

1962年后在国内市场上出现的伊拉克蜜枣，是政府动用外汇进口，然后以每斤5元人民币之价出售的。因此，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价格全放开这回事

但是，欧元区如何走出当前困境仍然不明朗。但它导致了金融监管收紧，尤其是针对银行的监管，尽管这发生在现行的知识和制度框架之内。

眼下人们怀着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。失衡的一个显著特征——外汇储备的积累，尤其是中国的积累——没有改变。

这场危机既非大衰退之开章，也非资本主义之终曲。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恶性通胀或债务违约。金融业在两个方向上都起到了带头作用：从1981年到2009年，金融业债务总额占GDP比例从22%上升至119%，去年第三季度则降至98%。一位人脉颇广的中国学者向我保证说没有。

随着态度的转变，责任也相应发生了转变。在危机最严重时期从G7和G8到G20的转变，就是这种责任转变的一个象征。

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。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(Kishore Mahbubani)所指出的，亚洲人不再敬重西方先后受到军事失利和金融灾难打击的能力。

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危机具备浓厚加速器色彩的地方。首先来讲讲可能的转变。